艺术电影大师，也有成功的商业片

叱咤影坛二十余年后，阿伦·雷乃才拍出了他第一部真正成功的法国商业片——1980年的《我的美国舅舅》。这部影片在美国讨论度也十分高，编剧让·格吕约尔甚至藉此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提名（最终输给了博·古德曼的《天外横财》）。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我的美国舅舅》和在它之前上映的英语片《天意》（1977）一样，虽然都精彩绝伦，却似乎已被大部分人遗忘了——它们的DVD早早绝版。

《我的美国舅舅》（1980）

在美国，雷乃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经典影片以及他在1997年至2014年间创作的六部有趣、易懂的浪漫喜剧，要比他1974年至1993年期间创作的被低估的、具有试验意义（虽然偶尔也有点让人困惑）的八部影片更受欢迎，这是为什么呢？诚然，在这一阶段，雷乃的创作速度明显放缓了，而且他独特的风格在当时确实被新一代法国电影人的出现压住了风头。这其中最典型的一部影片当属没太多人看过的《吸烟/不吸烟》（1993）了。

《吸烟/不吸烟》（1993）

这部影片是他的转型之作，开启了他向轻喜剧、亲英派创作方向的转变，但也由于一些不明的原因，它在美国的上映之路非常坎坷。雷乃此前的作品《广岛之恋》和《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太过深入人心，以至于后面的影片一旦显得没那么严肃，比如《天意》、《我的美国舅舅》，就会陷入尴尬的中间地带。

这些后来的影片不像雷乃职业生涯的第一阶段中创作的那些影片一般「沉重」或「难懂」，也没有他第三阶段的影片那么「轻松」。特别是《天意》这样一部众星云集的英语艺术片，汇集了德克·博加德、约翰·吉尔古德、艾伦·伯斯汀、大卫·沃纳等大牌演员，很多观众觉得这样一部影片不会是雷乃（或是其他任何导演）会或该在那个年代去拍的作品。

《天意》（1977）

但《我的美国舅舅》是另外一回事。这部电影既吸引人又复杂，属于主流法国艺术电影，又由新星热拉尔·德帕迪约主演，称得上雷乃最好的电影之一。雷乃在影片中展示了他现代主义美学出凡入胜的造诣与稳扎稳打的实践。因此，这部影片后来被人们抛之脑后这件事就显得更加令人费解了。

《我的美国舅舅》体现了雷乃对电影艺术的审视，自成一格。这部影片以马赛克式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来自三个不同阶级和背景的角色的生活，并在其间穿插了雷乃对行为学和生物学家亨利·拉博里的访谈，后者在影片中阐释了……呃，基本上阐释了关于人类处境的理论。

《我的美国舅舅》（1980）

影片有三位主角：让（罗歇·皮埃尔饰），高级资产阶级的布列塔尼人后代；让妮娜（妮可·加西亚饰），共产主义中下层阶级家庭巴黎市民的女儿；勒内（德帕迪约饰），出生于一个农场主家庭。作为一名小有抱负的小说家，让搬到了巴黎，并不得不与儿时的恋人阿莱特（内莉·博尔若饰）结婚，还毫不费力地得到了新闻部部长的职位。

虽然家庭教育激进，但让妮娜生来就是一个能自学成功的演员，并开启了她的演艺生涯。至于勒内，年轻时就自己偷偷参加函授课程，摆脱了古板的父亲和在农场上的悲惨未来，成为了一家纺织公司的会计。这三个角色的轨迹在时间上相交。

虽然表面上看这些人和他们的故事似乎平淡无奇，但雷乃赋予了他们意料之外的意义。在影片的前三十分钟里，他精心安排了一系列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画外音、影像和小片段，追溯了主人公从出生到现在的故事（影片发生在1975到1979年间）。事实上，编剧格吕约尔对这些背景故事称得上痴迷，他甚至为每个配角都创造了一个多余的背景故事；这些故事可以在《电影台前幕后》这本书对于这部影片的重制版剧本里找到！

在每个角色的人生经历中，都体现了一个内化的、理想化的人格概念，具体来说，是某位非常受欢迎的电影明星：让对应达尼尔·达黎欧；让妮娜对应让·马雷；对于勒内来说，是让·迦本。在整部影片中，雷乃时不时就会将这些演员的黑白片段剪入正片，仿佛是受到召唤一般，因为这些时刻刚好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影片中角色当下的自我感知，尤其是在他们经历危机或决断的时候。

也许雷乃选择这些电影明星是出于他对现在看来非常遥远的法国电影时代的一种怀旧，毕竟，记忆是他作品中拉扯叙事的核心元素，不局限于这部影片。雷乃最初想要囊括更多的剪辑片段，可能会使电影朝更激进的方向倾斜，但事实表明，获得版权的价格高得点有让他望而却步了。

在雷乃的作品中，「明星」这个概念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演变。在他职业生涯的前二十年间，他通常会请一些大明星加入剧组，从德菲因·塞里格到伊夫·蒙当，再到让-保罗·贝尔蒙多。但自《我的美国舅舅》之后，他就没有再如此召集过众星，这些明星虽然在法国小有名气，但在美国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在往后的三十年里，这些明星频繁地出现在他的每一部影片中。他的人生伴侣萨宾·阿泽玛，是他最后十部影片中不变的主角。

阿伦·雷乃（左）与萨宾·阿泽玛

大胆并连续地使用交织且流畅的画外音，让雷乃可以顾及每个角色的「构成」，同时也让拉博里可以快速地展开他的理论，当然这个理论的前提是「一个人存在的唯一原因即是存在；换句话说，要保持存在的有机结构。存在必须活着，否则便没有存在」。拉博里轻松地将人类的生存动力分解为四种基本行为模式：消费（吃、喝）；满足行为；与惩罚有关的行为，如反抗或逃避；还有「抑制」行为，即人们在面对无法克服的障碍时，会停止行动或倾向于自我破坏，致使抑郁。

他的关键命题是「大脑的功能不是产生思想，而是指导行为」以及「生物是有行为的记忆」。「对弗洛伊德来说，无意识是我们隐藏和压抑的东西，是潜在的冲动，」雷乃在1980年的一次采访中对乔纳森·罗森鲍姆（译者注：美国电影评论家）说道，「对拉博里来说，无意识除了上述之外，还有我们已经学会自然而然去做的事情。」

渐渐地，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故事本身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行为开始从一连串的开场白中具化。影片整整四分之一的时间过去了，画外音终于开始减少，此时恰逢每个角色身上都出现了关键的叙事转折点：勒内经历了一场职业危机，一次意外的商业合作迫使他认识了让他不安的对手维斯塔特（热拉尔·达里厄饰），后者是一家更大、更现代的纺织公司的经理。随着勒内所在公司的持续运营，一场令人沮丧的职场霸主争夺战开始了。

与此同时，让在看完让妮娜演的一部戏后遇到了她，在不到五分钟的银幕时间里，让就为了让妮娜抛弃了他的妻子和孩子（「我不知道那一晚会改变我的生活，」让妮娜在最后一段自述中说道）。当让失业，并终于坐下来开始写书时，他却患上了肾结石，而勒内得了胃溃疡。根据拉博里的说法，这些疾病表明，由于无法摆脱或战胜困境，这两名男性在身心上都开始对自己内部进行攻击。

雷乃在影片中保持了他一贯冷静的距离，用相对克制的方式表现了角色的心理活动——通过加西亚、皮埃尔和德帕迪约细腻、到位的演技。尽管从结构上来说，他们似乎是作为拉博里的理论实验对象出现的，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拉博里的观察实验并不总是直接点评角色的行为或他们陷入的僵局，而且这些角色也并非完全符合他的理论。

事实上，雷乃早在拉博里的论述前就拍完了影片中虚构的故事部分，独立于拉博里的论述，且在叙事中留下了空白，也让拉博里可以将自己的学说插入进来（但只有格吕约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编剧奖提名）。就拉博里而言，他对这个虚构的故事中会发生什么，仅知悉一个粗略的轮廓。

在《纽约时报》上，雷乃对他的拍摄方式进行了阐释：「电影或戏剧通常基于一种期望，即通过角色或故事来创造一种想法或一套理论。我对自己说，『做相反的事情难道不是很有趣吗？让理论和虚构的故事在银幕上共存。』」拉博里提出了一项实验室试验，用来证明老鼠的「逃跑和抑制行为」，并得出了「对笼子里的老鼠来说简单的事情，对于社会中的人类来说却很难；早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就存在一些社会需求，当人们想要逃避却无法逃避时，通过诉诸战斗来满足这些需求的可能性很小」这一结论。

然而，雷乃恶作剧般打破了拉博里的理论，在影片中出现了让离开（逃离）他的妻子以及勒内与他的对手在办公桌上扭打的简短镜头（通过社会层面不可接受的「侵犯」从抑制中寻求解放的行为）——他们的头滑稽地被实验室小白鼠的头所取代。

当然，拉博里的想法在《我的美国舅舅》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这部电影并不是一部系统性地描述每个角色行为的影片，影片中的角色时常偏离或完全违背他的理论。雷乃和格吕约尔致力于确保他们的角色足够立体；他们的复杂性甚至超过了拉博里的理论要求，且保持了部分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立性。

在电影的后半部分，画外音再次证明了这些角色的真实性，雷乃也体贴地归纳了之前的一系列瞬间或实例，似乎真的可以用来支持拉博里关于社会形态的一些观点。但是，如果拉博里的观点暗示了对人类存在的一种悲观的决定论观点，那么在让妮娜的部分，雷乃则假定了这样一个有自由意志、同理心和自我认知的个体，能够跨越等待着让和勒内截然不同的陷阱。

和雷乃其它的电影相比，《我的美国舅舅》更多是在剪辑室里完成的，影片整体剪辑十分流畅、动态、声画对位。影片由雷乃的长期合作伙伴，摄影指导萨沙·维尔尼掌镜，色调柔和，拍摄手法大气。雷乃的这部代表作绝不是另一部关于令人不适的现代生活的电影。它在忧郁和嬉戏之间找到了一种奇怪的平衡，既不显得傲慢，也没有嘲弄角色，影片中的冷笑话比你想象的还要多。

但影片含义模糊的片名又是什么意思呢？在法国和意大利，「我在美国的舅舅」常常带着一丝讽刺的意味，代指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突然在某天，一个富有又成功的美国舅舅回到了故乡，解决了家里的所有矛盾，在瞬间扭转乾坤。换言之，这是对渴望幸福的一种隐喻，人们希望这种幸福会突然降临（雷乃将这种希望与贝克特《等待戈多》中存在的渴望相提并论）。

当让在二人关系结束许久后，在他度过童年时光的小岛上再次见到让妮娜时，他告诉了让妮娜自己的白日梦，关于那箱他永远也找不到的金子。只有他的美国舅舅知道这箱金子藏在哪里，即使到了现在，让依然在等着这位美国舅舅的到来。当然，他是在开玩笑；但这也间接地折射出让心里潜在的不满足感与虚幻的梦想。在这部电影令人印象深刻的最后几幕里，这些梦想惊人地变成了现实。

拉博里在全片的最后一句话中说道，「除非我们向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类展示大脑工作的原理以及人类是如何使用大脑的；除非所有人类都清楚地知道大脑一直被用来支配他人，一切才有改变的可能性……」而后，雷乃突然大胆地切换到一处远景；不会有美国的舅舅从那里回来——这让拉博里的观点变得极为真实。